高中的朱悦琦，成绩优异，身上那丹阳人特有的文脉底蕴，或许滋养了他沉静思考的习惯。那时的他，总爱摆弄些小玩意，拆解又组装，似乎专注与精细是他身上一种天生的禀赋。

高考结束后，当填报志愿的表格摊在了书桌上，窗外的蝉鸣时远时近。这一刻，他的心思有一点乱，手里紧紧握着笔，动作却凝固了。他想到了家乡天宁寺宋代楠木观音像、季子挂剑所象征的一诺千金...这些在他心头交汇。目光在“临床医学”四个字上停留了很久。那时的他，对医学的理解还不深刻，只是隐约觉得，这应是一条能真正帮助他人的道路。

“学医……关乎生命，是份需要极致负责与技艺的事业吧。” 这比最初朦胧的“高尚感”更加具体而厚重了一些。 想到将来能凭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守护生命，这笔尖便重重地落在了志愿单上。

那时的他，绝未料到这个决定会将他带向何其远方。

2000年秋天，朱悦琦踏进了东南大学医学院的校园。南京城的秋意渐浓，中央大道旁的法国梧桐叶沙沙作响，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金黄叶片，透过教室的窗户，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医学的课程繁重而枯燥，但他很快发现，自己 在运河古韵和精密石刻熏陶下养成的那份耐心与精准 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解剖课上，他能异常精确地分离出细小的神经血管。

"那时候，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常凑一块儿做实践，特别是到了高年级，跟着老师做项目的时候，整个人都特别兴奋。"他的眼睛亮了起来，像是又回到了那些泡在实验室的夜晚。在琐碎和枯燥的表象背后，燃烧的是探索未知生命奥秘的热情之火。

最让他着迷的是介入手术的精密感。"我们男生嘛，时常总喜欢摆弄些小玩意，"他笑着比划，"在血管里‘运针走线’， 要有影像学构建全局的视野，如同俯瞰江南水乡错综复杂的水路；又要能像丹阳绣娘穿针引线，精准操控导管。"

这技艺，竟与他骨子里那份对 精密结构和精工细作的热爱悄然契合。

医学院的五年，时光匆匆而过。阳光依旧像五年前那样透过窗户，只是这次照亮的不再是课堂和实验室的书香墨气，而是一条真正需要用丹心与真本事 去丈量的医者之路。

那年秋天，朱悦琦其实也并不清楚地知道自己即将踏上一段怎样的医学之旅。

"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在黑暗中摸索，"他回忆道，“我知道，医学创新这条路，必然是未来的方向。”

当时，中国的神经介入在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先进的导管和导丝材料国内尚未普及，甚至有些器械还需要消毒后反复使用。

朱悦琦回忆道：“那时候，一根导管要一万块钱，而且还不进医保，很多老百姓根本用不起。很多人因为费用问题放弃了治疗，我们只能尽量把导管反复消毒使用，在当时，这其实挺无奈的。”

朱悦琦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他的导师 李明华主任早在90年代就已经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早期探索。李主任将瑞典的神经介入技术引入上海，成为了国内神经介入的开拓者之一。

 “我导师作为国内最早从事神经介入的第一批老专家，他带回来的技术让我们在动脉瘤治疗方面有了新的突破，虽然当时手术风险还是挺高的，能选择的器械也很少，但正是他的坚持和探索，才让我们有了后来的工作基础。”

李明华主任的早期探索并不容易。当时，许多医生对外科手术的依赖远远大于介入治疗。朱悦琦回忆道：“那时候，外科医生和我们介入医生之间经常争论，到底开刀好还是介入好。外科医生觉得开刀已经做了几十年，效果稳定，而介入医生还拿不出足够的循证医学数据，来证明介入的优越性。尤其是早期动脉瘤和颈动脉支架的治疗，大家一直在争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介入治疗的优势逐渐显现。

 “现在2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已经基本明确了。只要介入能解决的问题，微创治疗都是首选。至少70%-80%的动脉瘤现在都是通过介入治疗的。”

在朱悦琦看来，李明华主任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治疗，还推动了国内神经介入器械的研发和应用。朱悦琦提到：“我导师回国后，他有一个更好的想法——不只是栓塞病变的动脉瘤，而是从病变的血管着眼，去解决问题。他提出了‘覆膜支架隔绝重建病变血管’的治疗概念。”

这种理念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

2014年，朱悦琦在去美国梅奥医学中心学习时，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介入治疗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15年前，美国的医生也已经意识到介入治疗是一个非常可靠的趋势，尤其是，随着血流导向装置等新器械的出现，介入治疗变得更加安全和有效。这让朱悦琦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朱悦琦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他从一开始就见证了介入治疗的魅力。他说：“从2005年就开始接触神经介入，那时候虽然条件艰苦，但正是这些早期的经历让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介入治疗已经成为了主流，我也很欣慰。”

从那时起，朱悦琦打心里觉得，如果能有更多国产且质量稳定的器械，对病人，将是多么幸运的事啊。

也许，正在这样的初心下，导师李明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覆膜支架等器械,以解决复杂动脉瘤的难治性问题。

"当时，我们在李主任的带领下，开始自主做研发新器械。我记得，围绕覆膜支架的光动物实验就做了大概100多只狗，"朱悦琦回忆道，"我们3-4位硕博士，几乎每天都泡在实验室里。"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感慨，“有时候，为了做动物实验，甚至要熬到凌晨两三点。”

实验室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在产业公司的支持下，科室团队成员在体内外模型中反复分析着支架杆和膜材的厚度，寻找着那个完美的平衡点。

"这就像是在钢丝上跳舞，厚了支架系统会变硬，薄了膜又容易破裂。"他们进行了数百次实验，用坏了无数个样品，就是为了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如何准确放到病灶；二，确保支架外的覆膜能够顺利打开。

朱悦琦还记得，第一代覆膜支架终于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时的场景，那天，导师李明华教授使用他们研发的支架救治一位瘤患者。显示屏上，支架缓缓展开，完美地贴合在病变血管上。那一刻，朱悦琦知道，团队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临床试验的成功让我特别希望新产品能尽快上市。但由于是创新产品，又没有可以对比的国外技术，药监局要求我们提供更长期的数据，"朱悦琦回忆道。这意味着团队要重新整理近十年的病例资料。那些日子里，他和团队常常工作到凌晨，整理数据、分析结果、撰写报告。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年，覆膜支架终于获得上市。

"创新这件事真的是十年磨一剑，"朱悦琦感慨道，"我当时觉得，这把剑终于可以救治更多患者了。”

这一刻，朱悦琦回忆起了团队坚持创新的艰辛与不易。这需要医生高度的参与，而不是简单地画个图纸让工程师去研发。他回忆道，“当时，我们和技术公司合作，工程师们围绕我们的反馈不断改进，必须改到我们满意为止。”

"其实，我们也明白，自主创新，首先要明白，做十个东西可能只会有一个成功，"朱悦琦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一开始的想法可能很好，但真正做起来才发现很难。"

在朱悦琦看来，医疗器械创新最大的挑战是时间， 临床医生平时很忙，还要抽出时间来做医工结合，其实是很奢侈的。

"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其实是兴趣，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抱有极大的兴趣和期待，就会愿意花时间去打磨它。那便会乐在其中。”

从最初的摸索到如今的突破，朱悦琦特别感慨，每一次突破都像是攀登一座新的高峰，虽然过程艰难，但当自己站在山顶时，就会特别兴奋，似乎看到更广阔的天地。

如今，除了覆膜支架外，越来越多的器械公司提供了更加优质和高性价比的器械。这一切都代表着，中国医疗器械和介入技术的跨越。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技术都会随着中国医生的国际化，渐渐被世界各地的病人接受。”

2014年的冬天，朱悦琦站在梅奥医学中心的走廊里，透过落地窗望着明尼苏达州特有的雪景。

这是他第一次走进这所全世界最好的医院。他在想，在明尼苏达州这片苦寒之地，怎么会诞生这么伟大的医院？

 "我们和美国顶尖的差异到底在哪里？"多年后回忆起初到梅奥的场景，朱悦琦的语气中依然带着一丝探寻。

第一次在梅奥跟台，朱悦琦就感受到了文化和行医方式不同的冲击。

当时，美国带组教授带着他做动脉瘤填塞。“他的第一句话就让我印象深刻，"朱悦琦回忆道，"他说，‘不要嫌我们做得慢，这就是我们的节奏。’"这句话像一颗投入水中的石子，在朱悦琦的心里激起了涟漪。在梅奥的手术室里，朱悦琦第一次意识到，东西方医学理念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技术上，更体现在对"医疗安全"的理解上。

"美国医生的风格讲究安全第一，而不是效果或效率第一，"朱悦琦解释道，"他们的动脉瘤弹簧圈填塞量，在我们中国医生看来，是不够的，但他们坚持在医院规定的范围内操作，又是值得尊敬的。"

"美国医生的理论非常扎实，"朱悦琦坦言，"他们对国际上每一项技术的发展动态都很清楚。"他举了个例子，"比如，在取栓技术方面，美国医生能够详细分析每一项技术的优劣，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最佳选择。"尽管这种理论优势在实际操作中和中国医生相比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从数量上来说，美国医生单个医疗中心一年的取栓病例数，可能只有数十多例，而在国内，我们很多医院的取栓手术量超过200多例，"朱悦琦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自豪。或许正是这样的数量差距，让中国医生在技术上比他们更熟练，操作上也更加自如。朱悦琦清楚地记得，一位美国医生在国际会议上讲了一个小时的取栓技术，但他实际操作中却相对较少。

"这种情况在美国并不少见，"朱悦琦补充道。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当朱悦琦展示自己一年完成500例手术的数据时，美国同行们立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更是对中国医生刮目相看。

朱悦琦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会理解中国医生可靠的诊疗水平。这一切都与中国医生操作的海量手术及积极主动的医疗创新精神有关。

此外，朱悦琦觉得，中国医生应该更多展示疑难病例的处理细节和创新。这些创新往往能引起国外医生的共鸣，因为当他们理解了这些技术细节，就会对中国医生有更多的信任。

"中国医生最终将走向世界," 朱悦琦总结道，"也会在东西方医生的交流与碰撞中，找到自己独特的定位，并为世界所接受。上海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我想，我们这一代医生有这样的使命——让中国医疗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