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这里，小时候经常在这里出入。瑞金医院以前有很多上世纪30年代的那种老房子，后来一幢幢新大楼建了起来……我看着它变化，和它一起长大，这种感觉很奇妙。” 江泓平静地分享着。

上海瑞金医院，一座承载着百年医学荣光的殿堂。这是江泓童年的去处，是少年时的课堂，更是他一生医学信仰的摇篮。

江泓的父亲是瑞金医院放射科医生，母亲则在中山医院放射科工作。当别的孩子还在追逐嬉闹时，江泓的童年记忆里，医院是一座有些神秘，却又天天相伴的地方……那里回荡着病房走廊里匆匆的脚步声，还有那些X光片在观片灯下透出的神秘光影。

“那时候的我觉得医院就是另一个家，”江泓回忆道，声音里带着一丝遥远而温暖的笑意，“父母工作忙，我放学后就在医院里晃荡。看父亲在暗房里冲洗胶片，看母亲在阅片灯前专注地分析影像。那些黑白影像里，有一种无声的吸引力。” 其实，江泓的祖辈并无行医者，但父母这一代人的白衫，却在他心中悄然播下了种子。

上世纪90年代，当金融和计算机成为时代最炙手可热的选择时，江泓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说实话，”他回忆着当时的选择，“医学，因为从小接触，反而有种天然的熟悉感。就像老朋友，你知道它的脾气，也懂得它的分量。”

这份“熟悉感”，加上父亲作为瑞金员工的渊源，最终将他引向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校门。

在旁人眼中，江泓的医学之路似乎应该顺风顺水：出身医学家庭，名校毕业，早早进入顶尖医院瑞金，师从名家，在新兴领域崭露头角。然而，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条路上铺满了不为人知的荆棘，支撑他走过低谷的是一种近乎执拗的韧性。

“我是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的，中学时一帆风顺，当时理科成绩不算顶尖，对金融又实在提不起兴趣，考入二医大的时候，我是那一届的第三名。但进了医学院后，我感觉，学业的压力真的很大。后来，我读硕士、读博士，都很辛苦。其实，我心里一直都很清楚，学医需要韧性，坚韧不拔的精神，这些比聪明才智要有用的多。既然选择了攀登，那么无论在山脚、山腰都不能停下脚步。”

2000年7月10日，一个对江泓而言意义非凡的日子——他正式进入瑞金医院神经外科工作。

那一刻，他穿上白大褂，以一名年轻医生的身份，正式融入了这座他无比熟悉又充满敬畏的医学圣殿。

“在我入职的时候，神经介入还是一个比较新兴的学科。整个中国神经介入大约是从1996、1997年开始的。而我们医院在1998年就开展了相应的诊疗方法，我是2000年入的行，如果站在当时，这门新学科的未来并不是非常明朗。” 江泓回忆道。

2000年的神经介入领域，在中国尚是一片充满未知与挑战的蓝海。当江泓轮转至神经介入组时，这门融合了神经外科、放射学和血管内技术的年轻学科，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他。它不像传统开颅手术那般惊心动魄，却如同在人体最精密、最脆弱的血管网络里进行一场“微雕艺术”。

“神经介入最大的优势，其实在于它操作相对方便，损伤也小，”江泓解释着，“这样一来，对年轻医生来说，入门就会稍微容易一点，也就有更大的机会去尝试和突破。”这种“微创”的特性，意味着患者承受的痛苦更小，恢复更快，同时，医生更需要拥有更精妙的手感和掌握更精准的判断。

江泓敏锐地捕捉到了这门新兴学科蕴含的巨大潜力——用最小的创伤，解决最棘手的问题。

2005年至2006年，江泓远赴法国里昂进修。

这段经历，成为他医学视野的一次重要拓展。“法国的神经介入起步比我们早不少，当时法国医生的介入手术已经做得比较成熟了，”他回忆道，“他们走过的弯路，我们都逐一做了理解、消化。所以说，中国后发的优势也就在这里，避免了欧美早期探索中可能遇到的很多陷阱。”

在里昂的手术室里，江泓看到了更先进的设备、更规范的流程，也感受到了国际同行对技术细节近乎苛刻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中国神经介入未来的可能性——虽然起步较晚，但完全有可能凭借“后发优势”和海量的“临床实践”，实现跨越式发展。

“现在中国反而发展得非常快，”江泓的话语中充满了对祖国医学发展的信心，“我们这个学科，整体上已经处于世界最前列了。”

中国神经介入从模仿、学习到创新、再到引领的蜕变。

回想过去的几年，中国医生在临床实践中遇到的独特问题，催生了许多原创的治疗方法和材料。“如今，有些技术一开始是中国医生先开始用的，”他强调，“而这些率先地尝试，将来对世界医疗的贡献也会越来越大。”

在神经介入的发展史上，颅内动脉瘤的治疗，堪称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这场革命的核心，是治疗理念的颠覆性转变——从打开颅骨、直视下夹闭瘤体，到借助血管内通路，用微小的器械在血管内部解决问题。

“动脉瘤的治疗，如果在只有开放性手术的情况下，很多位置的动脉瘤的死亡率很高，估计能达到5~10%。但现在，自从神经介入开始成熟之后，这些死亡率和致残率就逐年下降，现在基本上能控制在1%左右。” 

江泓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些惊心动魄的过往。

“我曾经查过文献，1996年时，基底动脉顶端动脉瘤的严重并发症发生率在10%~25%之间！这意味着每四五个接受手术的患者，就可能有一个面临严重残疾甚至死亡。”这种高风险，曾让无数医生和患者望而却步。手术刀在脑干附近游走，如同在悬崖边起舞。

神经介入技术的进步，彻底改写了这一残酷的现实。如今，基底动脉顶端动脉瘤的开放性手术，基本上被完全淘汰了，”江泓的语气中带着一种历史尘埃落定的释然。

然而，技术的进步总是永无止境的。

传统的弹簧圈栓塞技术，尽管已将风险大幅降低，但依然存在2~3%的死残率瓶颈。“我们技术做得再好，也不能完全规避，”江泓坦诚地指出。

近十年来，以血流导向装置（Flow Diverter）为代表的新一代介入材料，带来了又一次飞跃。“血流导向装置引入后，尤其对于复杂动脉瘤，可以把死残率进一步降低到1%左右，”

这种革命性器械的原理，不像弹簧圈那样去“填塞”瘤体，而是像一个精密的‘网’，覆盖在动脉瘤颈口，改变血流动力学，诱导瘤内血栓形成和内皮化修复。它更符合血管自身的生理特性。

“血管是活的器官，不是自行车轮胎，”江泓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解释着神经介入的特点，“自行车轮胎补胎是物理堵漏，但血管发生病变后，给它一些帮助，减少冲击，它就有自我修复的可能性。但，我们更想知道，这种自我修复能到什么程度？是否能真正的修复？”

这种对生命自身修复力量的敬畏与探索，驱动着他和团队不断追求着更微创、更符合生理、更有效的治疗方式。每一次技术的革新，都是对生命尊严更深层次的守护。更重要的是，医生和团队需要用更多的耐心去挖掘和探索。

“广博慈爱，追求卓越”是瑞金医院的院训，也是一种医者精神。这精神，在江泓的成长轨迹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我们瑞金最大的特点，就是‘全面’，”江泓总结道。这种“全”，体现在科室设置的完备性上。神经介入并非孤岛，它需要神经内外科、影像科、重症医学科、麻醉科、甚至心内科、内分泌科等多学科的紧密协作。在瑞金，这种协作是常态，是深入骨髓的文化。

“我们收治的病人，往往不是单纯的神经问题，”江泓举例说明，“可能同时合并严重的心脏病、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内分泌危象，甚至是妊娠期妇女。这些‘大阵型’病人，在专科医院可能处理起来束手束脚，但在瑞金，我们有强大的多学科支撑。”

江泓特别提到了重症医学科（ICU）的重要性。神经介入手术，尤其是急诊手术，术后管理至关重要。瑞金医院强大的ICU，能为最危重的患者提供生命支持，这让医生处理复杂病例有了更多底气。

而这种体系化作战的优势甚至让很多兄弟单位受益，也让更多的医院学会用综合体系救助患者。

江泓还记得一个极其复杂的病例：一位50多岁的尿毒症患者，合并颈内动脉长段重度狭窄和巨大动脉瘤，反复发生脑梗，一侧眼肌麻痹，生命垂危。患者辗转求医，皆因手术风险巨大、情况复杂而被婉拒。最终，病人回到了江西赣州南康县当地医院。县医院向江泓团队发出求助。

“手术风险确实巨大，”江泓回忆道，“尿毒症患者凝血功能差，血管条件差，术中、术后出血风险极高；巨大的动脉瘤如同定时炸弹；长段狭窄的开通还可能诱发血栓脱落。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后果都不堪设想。”然而，患者强烈的求生意愿和家属的信任，以及当地医院渴望学习技术的决心，打动了江泓。他飞赴南康县医院，在相对简陋的条件下，与当地医生紧密配合，成功完成了这台高难度的颈动脉支架置入和动脉瘤血流导向装置治疗。术后，患者在当地医院完成了血透和精细的药物调整，最终顺利康复。

“光靠我一个人做手术是不够的，”江泓感慨道，“手术虽然有一定难度能做起来，但我走了。当地医生的努力和术后管理才是关键。他们勇于接受挑战，把技术留在当地，这才是后进区域发展的方向。”这是一次高难度手术的完成，更是瑞金医院“技术下沉、帮扶基层”理念的生动实践。

通过医联体、手术指导、进修培训等多种方式，江泓和他的团队，将瑞金的技术和经验辐射到了周边省市，甚至更远的基层医院。“我们科室的医联体单位有十几家，”他介绍道，“他们有要求、有需要，我们就会下沉。让技术真正成为当地医生的‘武器’，在一个个病例中学习、实践、提高，体会才能更深刻。”他欣慰地看到，十年、二十年前接受过瑞金帮扶的医院，许多都已经发展壮大，甚至开始反哺周边地区的患者。这种“授人以渔”的传承，是瑞金精神在江泓身上的延续，也是他对“广博慈爱”的诠释。

医学的进步，永远伴随着对未知的探索，也拷问着伦理的边界。在神经介入乃至整个医学领域，江泓保持着一份清醒的审慎。这种态度，在面对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探索时，体现得尤为重要。

几年前，关于通过颅脑淋巴引流手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探索一度火热，甚至有医院准备开展临床应用。江泓当时也在进行相关研究。

“从科学角度，不能说有错，但我觉得还是要先搞清楚机制，再研究治疗方法。”他坦言，自己研究的特定脑损伤患者确实存在淋巴损伤，但“淋巴损伤和认知之间的关联？如何改善？都是未知数。”这份对“未知”的坦诚，是医学探索的基石。

当被问及该手术是否对阿尔茨海默病有效时，江泓的回答异常坚定：“科学的说法是——不知道。”他深知，在机制不清、疗效不明的情况下贸然开展人体手术，无异于将患者置于不可预测的风险之中。这份审慎，源于对医学伦理的深刻理解和对历史的反思。

江泓提到了一个沉重而深刻的历史教训——额叶切除术。

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规模对精神病患者实行额叶切除术，对部分病人确实有一定作用，甚至有医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但5年后就被禁了。为什么？江泓将答案指向了现代医学伦理的诞生。

那些以牺牲生命为代价获取的“宝贵数据”，比如人类在极限条件下的生存数据，虽然可能被发表在顶级医学期刊上，但其成果的获取方式，让所有普通人都会感到不寒而栗。正是历史上一个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催生了现代医学伦理的核心原则。

“最早的伦理协议，就是强调不能在牺牲个体过多利益的情况下，去取得对群体的帮助。不能为了所谓的‘群体利益’，而牺牲个体的权利和尊严。”他进一步指出，即使在上世纪50、60年代，精神病患者或智力低下者的权利也常常被忽视。这些对人类医学历史的反思，让医学界逐渐认识到，每一个生命，无论其状态如何，都拥有不可剥夺的尊严和权利。

“我们做任何治疗，尤其是探索性的治疗，都必须问自己：是否充分尊重了患者的知情权？是否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最小范围？是否有足够的科学依据支持？”江泓的思考，超越了技术层面，触及了医学最核心的人文关怀。

在神经介入的战场上，江泓是一位手握伦理标尺、心怀敬畏之心的“守护者”，在探索未知与守护生命之间，谨慎地划出那条不可逾越的边界。

在神经外科，尤其是神经介入领域，医生面对的往往是生死一线的抉择。技术的精进固然重要，但支撑医生在高压、高风险环境下持续前行的，除了专业素养，还有一种无形却重若千钧的力量——患者的信任。

江泓分享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病例。一位脑梗患者入院，造影显示一侧大脑中动脉重度狭窄。然而，更棘手的是，在狭窄的近端，还发现了一个未破裂的动脉瘤。治疗陷入两难：处理狭窄，术中操作可能诱发动脉瘤破裂；处理动脉瘤，又可能影响狭窄血管的开通。正在医生团队权衡利弊、制定方案时，当晚，患者病情突然加重！急诊手术迫在眉睫。

“手术风险巨大，”江泓回忆当时的情景，“急诊开通闭塞的血管，同时存在动脉瘤，死亡率估计在10%~20%。这比我们常规的1~2%风险，高了十倍甚至二十倍！”

但时间就是生命，容不得丝毫犹豫。江泓和团队向家属详细、坦诚地交代了极高的风险和可能的后果。家属们面色凝重，沉默良久。最终，他们抬起头，眼神中交织着恐惧、期盼，但更多的是一种近乎悲壮的信任：“我们相信你们，请放手去做吧！”

“那一刻，你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责任，更是一种沉甸甸的托付，”江泓的声音有些低沉，“家属签字时笔尖在同意书上停留的几秒，那份信任的重量，比任何手术器械都更有力量。”手术团队顶着巨大的压力，成功开通了闭塞的血管。然而，为了保护远端血管，置入的支架恰好覆盖了动脉瘤的瘤颈，使得后续处理动脉瘤的路径变得异常困难，风险再次飙升。面对这个新的难题，团队没有退缩。在充分评估和家属再次确认信任后，他们巧妙地绕过支架，成功处理了那枚“定时炸弹”。患者最终顺利康复。

“这个病人前两天好来我这里复查了，”江泓的语气里带着愉悦，“看到他恢复得那么好，想起当初家属那句‘相信你们’，心里真的很开心。”

信任，是医患之间最珍贵的纽带。它让医生敢于在悬崖边起舞，让患者敢于在黑暗中托付。在江泓的职业生涯中，这份信任如同手术灯下最温暖的光，照亮了无数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也支撑着他不断挑战医学的极限，去守护那些脆弱而宝贵的生命。

“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每一个家庭都寄托着全部希望。没有患者和家属的信任，没有这份情感投入，很多极限手术根本不可能完成。”江泓感慨道。

在瑞金医院神经介入的诊室和手术室里，江泓不只是技术的引领者，更是年轻一代医者的代表。医学薪火相传，需要一代代人的接力。面对日益增长的患者需求和繁重的工作压力，他热切期盼着年轻力量的快速成长，将神经介入的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我们急诊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江泓谈及工作强度时，流露出对年轻医生的期许，“像我们这种四十岁朝上的医生，每周晚上要有七八次甚至八九次急诊，对体力确实是个考验。”他希望年轻医生能够尽快成长起来，“分担工作，造福更多患者。”这份期盼，源于他对学科发展的责任感，也源于他对年轻一代潜力的信心。

那么，一名优秀的神经介入医生，需要具备哪些核心素养？

“第一位，还是医者仁心，坚韧不拔的精神，”他斩钉截铁地说。在他看来，面对医学的浩瀚无垠和临床的复杂多变，聪明才智固然重要，但支撑医生走得更远、爬得更高的，是那颗“仁心”和那份“坚韧”。

“这些年看下来，我觉得学医需要理科和文科的结合，但最重要的不是知识积累或操作天赋。”在江泓看来，真正能坚持下来的年轻人，是那些面对各种挑战，依然坚韧不拔的人。这份“坚韧”，是他最希望传递给年轻医生的精神财富。

紧随其后的，是“人文关怀”。江泓觉得，医生需要比较好的共情能力，去了解患者或者家属的想法。江泓强调，神经外科医生见惯生死，绝不能因此变得麻木。他眼中的好医生，要“看病”，更要会“看人”。要能理解疾病给患者和家庭带来的痛苦、焦虑和无助，要用共情去搭建沟通的桥梁，用温暖去化解恐惧。这种人文关怀，是建立医患信任的基石，也是提升治疗效果的无形力量。

他相信，这些被点燃的星火，终将汇聚成照亮瑞金医院神经介入的未来，那里璀璨光芒，熠熠生辉。